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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北说书
来源:网络整理 2020-05-19 17:20:14

陕北说书
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
陕北说书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。
  陕北说书,是流传于陕北的一种说唱艺术形式,说唱者多为盲人。说书艺人中流传有说书是三皇流传的故事。绥德有个三皇庙,每年七月十五,各地书匠都要云集这里,为祖师爷义务说书,在艺人眼里认为三皇为说书祖师爷。三皇留世说书,不过是个传说故事罢了。然而盲人说书的历史却久有来由。说书一词最早见于《墨子耕耘》:“能谈辩者谈辩能说书者说书。”西汉刘向在他的《烈女传》一书中曾有:“古者妇人妊子,寝不边……夜则令瞽者诵诗,道正事”的记载。这里的瞽者道正事。指的就是盲人说书。从左丘明、师旷之类的瞽史的讲史到荀子的《成相辞》、《赋辞》、《赋篇》。再到后世说话弹词,均系说唱发展历史。这种情况一直到解放后。约定俗成,不少人认为说书似乎成了盲人的天职,明眼人不得从事,否则认为是掺行。其实盲人说书是有它的社会原因,可以设想,长期的人类社会生活中,盲人不能直接参与生产劳动,业余性说唱活动只有先从盲人开始。为谋求生存,盲人也愿意从事此项职业,凭借着自己超人的记忆与耳音,可迅速掌握技术,由业余走上职业或半职业道路,由此可知说书并非盲人天职,而所有盲人并非适合于说书,那种认为明眼人不能说书是没有道理的。《榆林府志》中对于说书有这样的文字记载:“清朝康熙年间,这里便有……刘弟说传奇颇靡靡可听……韶音飞畅,殊有风情。不即江南之柳敬亭乎。”再次说明了在二百年前,陕北说书艺术发展已达到较高艺术水平。

 

  陕北说书源远流长,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个体的盲人谋生方式出现的,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与优势。

  说唱是最古老的一种文化活动。当人类繁衍成为民族,组成社会的时期。人们的全部精力吸能用在获取食物、保障生存方面,人们自身精神文化只有表现在劳动之余说谈逗趣,劳动号子也许是最早的音乐,击石拊石百兽率午,即是当时歌舞情景,只有盲人(如前提到瞽者)不能从事生或战斗,只好根据用进废退的自然发展规律,凭借他们得到强化的听觉和记忆力,收集民间故事,运用民众语言,采取民歌小调,不时向社会成员进行宣讲,以满足群众自身精神文化要求。这样就开始了人类最早的,也可能是唯一的文化工作,天才的盲人就成了人类文化工作的开拓者。长期的艺术实践中,使他们具有逻辑生活、概括生活、加工语言、发展歌唱、发明伴奏乐器等等天赋。他们的头脑也就成为民族的知识库、信息库、文化资料库、民族的历史传说,大都保存在艺人的口头上,他们的说唱活动,也就是民族智慧传播终端机,至今流传的神话民间故事如《如女娲补天》、《夸父追日》、《精卫填海》,在延安有《毛野人》、《地主和长工》的故事。

  轻便灵活是曲艺艺术共同的特点。对于陕北说书来说更为适宜,一人一马一枝 ,再偏远的村庄也能到,人多人少可以演出,车间院落、田间地头,夏则树荫下,冬则炕头上。一人一台戏,扮文扮武我自己,费小效果大。欲其说它是适应山区群众创造的最好文艺形式,不如说它是在环境地区需要下造就了这一民间艺术形式。说书能立于不败之地久传不衰。除了群众喜欢外,自身特点适应能力是一个得要因素。

  有综合艺术的吸引能力。说书是以谱主的说唱艺术,集说唱、演奏一体。从文学角度讲它是散韵结合的代言体,单人说书自弹自演,该唱就唱,该说就说,时听是书,是书又似戏,艺人一张口,满台风雷吼,倍受人们青睐。陕北张俊功的说书音带充斥市场,如果说不是综合艺术的吸引力,也不会产生如此的社会影响。

  时空自由、巨细无遗的特点。说唱艺术比之戏剧形象感染要逊色,但是一个最大的长处是时空自由。不像戏剧受场地场景人物多少的限制,所在表现的东西,沧海浩渺、山川河流、大至宇宙星宿,小至朱砂暗痣。尽情尽景巨细无遗。凭着语言艺术做到绘声绘色,引人入胜。

  说书还具有近体实感的优势。距离越近,感染力越强,陕北说书,演员与观众几乎是面对面做戏,听众对演员欢迎与否,天才的演员感觉是很灵敏的,善于随时调节,张俊功说书组有二侄一子,父子叔侄同台演出,有时父为君、子做臣、有时父称子为父,子换父为子,子换父为子,观众中知情者难免有议论,由于近体观演,张氏听得一清二楚,每闻之,抚弦而叹:“台下人不必妄言,书情至此,不称吾儿为父不行了……”言未终,台下观众哗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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